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源送记得，1992年，他在大连读研究生时，1平方米进口水处理中空纤维超滤膜的价格是400美元（约2800元），当时“顶多用一两根膜丝就了不起了”。

  2000年后，随着国产超滤膜技术的发展与大规模生产，1平方米中空纤维超滤膜的价格降到100多元。

  现在，中国膜技术在城市污水领域应用专利申请量居全球首位，我国也成为利用超滤膜处理城市污水最多的国家之一。由于先进性，有关技术在世界上有着大规模的应用。

  “从膜技术的进步能够准确的看出科技支撑对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重要性。”从事水污染控制研究的魏源送对《中国科学报》说。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的推动下，中国科学家不断谱写科技成果转化“多重奏”，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加速涌现，一大批科技成果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引擎”应如何发力？《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科技界的代表委员。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孙东明看来，在构建新型制的今天，着力解决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重大科学技术的“难点”“堵点”，打通科学技术创新产业链“最后一公里”，是关乎科技成果真正落地、做大做强产业链以及倒逼创新链增强的关键所在。

  孙东明长期从事新型半导体器件研究。他坚持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出发，解决国家控温器件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我国5G光模块中的制冷器件从材料到集成技术大量依赖进口，产业链上存在比较大风险。”孙东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针对这一问题，孙东明带领团队进行了多年关键科学技术攻关，使“高性能微型半导体制冷芯片技术”这一科技成果以作价入股方式转化，实现了微型制冷器件的国产化，大范围的应用于高功率芯片、车载激光雷达、探测器面阵和生物医疗等领域。2022年，高性能单级、多级微型热电制冷器件首次在太空进行了在轨验证。

  “科技支撑高水平发展需要国家支持，也要尊重市场规则。”孙东明说，与航天、军工等领域订单式的科研与产业对接不同，通信、交通等领域的研发技术几乎完全依赖市场。一方面，科研成果必须到市场上去“锻炼”，不断迭代和升级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产业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发挥制的优势。比如，我国面板产业近年来屹立于国际市场前沿便是一个成功事例。

  他建议，工信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针对行业领域中的“卡脖子”技术进行研判，分类指导、有计划布局和加速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自主可控进程，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链的“最后一公里”跨越。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平20年前是中国量子计算研究领域“吃螃蟹的人”他和团队最早在国内开展量子计算研发和应用推广，探索如何造出中国的量子计算机。

  2009年，他们用近十年时间在国内实现了经典的量子霍尔效应，掌握了半导体纳米器件极低温、极弱信号测量技术，为量子芯片和量子计算的后续研制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2017年，为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量子计算机软硬件，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量子计算公司本源量子。

  2020年，他们研发的“悟源”24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交付用户，成为可实际使用的中国第一台量子计算机，使我国变成全球上第三个具备量子计算机整机交付能力的国家。

  “大国要有大算力。”郭国平说，量子计算因其强大算力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新赛道”，将引领新一批产业成长发展。

  在这一新赛道上，怎么样提高自主竞争力？在郭国平看来，这需要在技术和商业上“两条腿走路”。“没有技术上的突破，就没有竞争力；不跟用户在一起，就是闭门造车，没办法做出对用户真正有用的产品。”他说。

  据介绍，为推进量子计算应用落地，本源量子团队已经与建信金科、平安银行、中国移动等金融、移动通信领域企业建立合作并研发推广相关应用。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大目标纲要明白准确地提出，要瞄准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在此背景下，郭国平建议，打好量子计算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由政府牵头，提供相关协作制度保障，构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建立完整的量子计算应用生态体系，促进量子计算产业链、创新链与应用需求深度融合。

  此外，他建议，强化量子计算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责任，激发市场活力。同时，依托国家重大工程实现核心技术突破，鼓励使用国产首台套设备，引导国产量子计算机更快进入我国经济体系。

  魏源送从事水污染控制研究与应用多年，研究范围涉及水污染控制关键技术，河流、湖泊及流域的治理恢复，以及国际水环境治理等。

  “水是生命之源，从科技支撑角度说，水与环境是高水平发展的一抹底色。”魏源送说，无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还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都涉及水的问题。

  在他看来，快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策支撑和科技支撑同样关键。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三者相辅相成。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就要推进共性的“打底技术”研发，如智能检测技术、环境监管技术，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他认为，推动有关技术成果转化落地，还要进一步在体制机制上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如在一些重点科学技术研发项目中倡导研发机构和公司示范合作。此外，在宏观层面上，仍需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同以及区域协同，打破“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

  3月5日，习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的话为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院士对《中国科学报》说。

  在王焰新看来，高校是创新第一动力、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交会点”。一方面，要全方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一大批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拔尖创新人才；另一方面，要发挥好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努力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让科学技术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水平发展的“最大增量”。

  “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的。”王焰新表示，通过建立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和国际合作交流“五位一体”的科学技术人才贯通培养机制，持续在“高精尖缺”和“卡脖子”技术人才教育培训上发力，就能满足国家战略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同时，他认为，高校要积极与其他创新主体相互连通，促进人才链、创新链、学科链、产业链“四链”深层次地融合，尤其要充分的发挥高校的学科专业优势，聚焦高精尖产业创新“堵点”“难点”和“痛点”，精准布局创新链。

  “通过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答题，围绕共性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成果转移转化，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层次地融合。”王焰新说。

  此外，他认为要用好科技评价的“指挥棒”，摒弃以论文数量为主要指标的评价机制，探索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探索长周期评价、完善同行评价等，以更好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